张向党支部作了汇报，书记责成沈某采取措施。
在共同过失犯罪活动中，各行为人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会有所不同。同时，另一个(或数个) 行为人应当预见其他行为人实行危害社会的过失行为的可能性，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却轻信可以避免，自己也采取了危害社会的过失行为。
范某便决定说： 焰火转移到大操场上去放。是日晚，石梯上人山人海。再如，由双方驾驶人员的共同过失行为造成特别重大交通肇事案中的主要责任人与次要责任人，重大责任事故中，过失行为的直接决定者与执行者，玩忽职守案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他们在共同过失犯罪过程中，各自的行为对危害社会的结果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应承担的责任也不相等，有的共同过失犯罪案件中各行为人的责任主次不明确，这在共同故意犯罪案件中也存在。县委副书记范某负责组织，但事前未布置安全措施。如案例( 一) 中，李、赵、沈三个行为人的目的，就是想用人员压载这种简便的方法使挖泥船尽快地通过桥孔投入施工。
②共同过失犯罪人有共同的应当预见，前面所举的每一个案例中，各个过失犯罪人对自己行为的危害结果都具有应当预见的共同性，被侵害的对象都摆在他们眼前，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轻信可以避免，而各自实施了共同危害社会的过失行为，如果同案中只有一个人实施了主观上过失行为，而另一个人实施的不是主观上过失行为，他们在主观上没有应当预见的共同性，那就不构成共同过失犯罪。⑥二人以上共同过失行为侵害了同一对象，但有时因各行为人主体属性不同而侵犯了客体关系不同，各行为人所触犯的罪名也就不同。而法人等市场主体是否具有基本权利的主体地位，在中国却不无争议。
例如美国从著名的脚注4逐步发展出了审查基本权利立法的三重基准，也是以体系化的方法去应对各种类型的基本权利问题。特别是，其中特别强调的基本权利实现的社会条件，对于我们这个宪法中规定了大量社会权，而在观念上强调国家对人民的积极扶助的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是极可借鉴的思考方向。参见前注63，萨维尼书，第21页以下。针对监督权的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41条），这些条文规定了较之51条更为具体的限制权利的程序和理由。
[51]基本权利的实现依赖于具体的社会政治条件，基本权利的制度化意味着对创造这些具体条件的行为预期。（这一条款的表述与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如出一辙）明确基本权利是针对国家，而非其他私主体的权利，对于厘清基本权利的规范内涵，区别基本权利与其他法律权利，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87] Vgl. Stern, a.a.O,Rn28.[88] 关于法学的普适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可参见Rudolf von Jhering, Der Geist des r?mischen Rechts aud den verfschiedenen Stufen seiner Entwicklung, erster Teil, 1907,S.8f.[89] [日]芦部信喜：《宪法》（第三版），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104页。[95] 参见吴家麟：《宪法基本知识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7月版，第96页：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页。[59]通过这样的论证，博肯福德实际上是在强调，面对基本权利解释的各种方向，不能丧失法学的基本立场而任由价值判断和政治理论泛滥，而应该重新回到宪法的文本，从宪法文本中解读出填充基本权利内涵的引导性的理论框架，也就是用规范文本下的体系化思考去建构基本权利的宪法解释框架。这种观点体现在术语上就是与基本权利相对应的基本义务。
同为司法性的权利救济，则借鉴此种请求权体系的思维方式就至为自然。d.保护义务，要求立法者通过刑法、警察法等规范的设定，来制止国家以外主体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比如刑法对杀人罪、非法拘禁罪、侮辱罪、诽谤罪、盗窃罪等的规定，就是国家在履行保护生命权、人身自由、人格尊严、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义务。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基本法上的基本权利都不曾构成一个封闭的价值与请求权体系。[108]同样依照博肯福德的观点，为了避免价值的滥用，这种基本权利理论不能来自解释者的主观，而应该从宪法的文本中探寻。
法学是一门实践学科，其指向的是现实中争议问题的解决。价值体系思维在方法上依赖于利益衡量（Güterabw?gung）的过程。
[47] 基本权利的教义学体系应该是一种基于现实可能性的多层次的整合。2. 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基本权利以国家为义务主体，或者说以国家公权力为请求权对象，是宪法学的常识。
例如，基本法第7条第1项所规定的国家对于学校教育的监督，对于个人受教育权的实现意义重大，但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请求权基础，也就是个人并不能据此请求国家为某特定的行为并得到司法上的支持。进入专题： 基本权利 体系思维 。而基本法第1条第1款的措辞显然包含了这种价值请求权（Wertanspruch）。同时，开放性还意味着，体系化是永续的任务，不能以为可以通过对体系的演绎解决全部问题，体系永远只是一个暂时的概括总结，[83]必须将其放在鲜活变化着的实践中不断修正。[30]现实中的一项利益诉求，未必能精确对应某项基本权利。个人获得帮助主要依靠的是掌握财政权的立法机关根据社会经济条件在给付行政层面的生存照顾，请求权在此是缺乏有效性的。
（3）将这种分析的结果用于司法裁判的证立。基本权利的思考开始进入各种以前并不涉及的领域，这种现象被克勒普弗称为基本权利的膨胀（Grundrechtsexpansion），[23]这些领域至少包括：（1）特别权力关系领域。
[76]体系化的法学可以避免法律人每一次都去讨论所有的解决方案，而是通过一定程度的抽象而在法学体系中确定这个法律问题的位置，从而确定普遍适用的解决模式。概念法学从耶林开始受到批判。
那么，对于众多基本权利条款，应从何着手？我们可以发现，在体系的建构中，宪法文本中的概括性条款往往起到框架搭建的作用，例如杜里希就是基于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2条、第19条的解释而建构了价值与请求权体系。d.狭义比例原则，这是指，要将被设定为目的的利益与基本权利主体所受损害进行衡量，如果后者大于前者，则不应采取此限制措施。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基本法第1条第3款规定：下列基本权利是约束立法、行政与司法的直接有效的法。由此，国家对基本权利的支配力被极大限制。宪法法院使用了客观的价值秩序、价值体系、基本权利的价值体系等表述，自此之后，这种将基本权利整体上视为价值体系的思维成为了主流观点。
[84]体系化思维，最基本的工作是体系解释。该款规定：对基本法的修改，不得影响联邦由各州组成的事实，不得影响各州参与立法以及基本法第1条和第20条所规定的原则。
而宪法的产生在此之后，传统法学思维根本就不能涵盖。此项工作将涉及到下一个层面：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
[67] In Studium Generale, Bd.10(1957),S.173ff. zitiert nach Larenz, a.a.O,S.166.[68] Larenz, a.a.O,S.437.[69] Larenz, a.a.O,S.167.[70] Paul Laband, Das Staatrecht des Deutschen Reiches, BD.Ⅰ, S.Ⅸ(Vorwort zur 2.Aufl.)[71] Hans Kelsen, Allgemeine Staatslehre,1993,S.Ⅶ. 魏玛时代是各种国家法学说百花齐放的时代，凯尔森的体系建构也受到了激烈的批评，参见[德]赫尔曼?黑勒：《国家学的危机》，刘刚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版，第21页以下。这意味着不可以切断法律规范背后的评价关联，而要在体系建构中时刻考虑法律背后的价值与实践因素。
我国宪法第37条、39条中使用了禁止非法搜查、拘禁、侵入、限制的表述，显然是对国家干预基本权利必须有法律授权的要求。（2）对体系化思维的传统、功能、目标与方法进行分析，确立在我国宪法文本下进行基本权利的体系化建构的准则。他指出，法学中的体系化研究由来已久，这种体系化研究应该为法学提供一般内容与一般任务，将法律的内在关联整合为一个整体。基本法所内在的基本权利理论从根本上讲是自由主义的，这一点有非常明显的文本依据。
[65] 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 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传统的防御请求权之所以具有充分的主观权利的属性，是因为其所请求的是国家的不作为，也就是排除国家的侵害，通过个人的主观请求和司法救济，其目的可以完全达到。
2.对价值滥用的批判按照杜里希的观点，基本权利的价值与请求权体系是封闭的，这种封闭性根源于对法的安定性的追求。这种术语上的改变被认为是宪法在基本权利理论上的重大改变。
对此，可通过三个学者的主张来观察：1. 黑伯勒：立法的一元论与基本权利的三个层面黑伯勒教授在1963年出版的《基本法第19条第2款的本质内容保障》一书中，主张基本权利思考的整体性和综合观察，提出在整个宪法秩序中考量基本权利的本质和功能。[74] 体系化为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考方向和思考框架，当遇到新的社会现实时，法学的体系可以提供进一步思考的基础。
